丁玲:争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分丁玲党员平反

韦德1946

2018-08-11

(责编:王仁宏、曹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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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”经常给人类送“红包”的蚊子是不是一定要赶尽杀绝?侯续银表示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,蚊子的虫卵及幼虫是鱼、家燕的食物,如果将蚊子全部消失,将会破坏生态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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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原标题:国内在研运力最大民营运载火箭2020年首飞  民营火箭即将“一飞冲天”  运载火箭,这个原本被认为是“国家队”之间角逐的赛场,正迎来民营企业的加入。致力于成为奔向太空“实力派”的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日前发布了最新成果——由其自主研发、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“朱雀二号”。

  换一句话说,完谷不化的原因是清阳不升,即脾阳虚。  好好的一个人,怎么会脾阳虚呢?其实最主要的原因,就是长期饮食生冷。

  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既违反“互惠互利、削减关税、消除歧视”目标,也与最惠国待遇和约束关税义务相冲突,严重背离了各成员建立世贸组织的初衷。美方加征关税,歧视性给予中国产品高税率,罔顾最惠国待遇原则,是对世贸组织原则的违背。根据最惠国待遇规定,各世贸成员对来自不同成员的产品应“一视同仁”,将优惠关税等待遇普遍、无条件、立即和非歧视地给予全体世贸成员。

图:1980年6月1日在颐和园1979年6月8日,丁玲对中国作协的复查结论提出保留意见。

她说,结论第一项历史部分说“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《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》”,对此“我不能同意”,“1940年在延安,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,任弼时同志亲自审查了我的这段历史,作了书面结论,认为没有问题,结论经过毛主席审批。 1943年我在党校补充交代的一点事实,没有推翻我过去交代的事实,也不曾改变事情的性质;没有根据,也没有理由以这一补充交代来否定或修改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正确结论”。 她“再一次请求组织上根据历史事实”,“确认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《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》不能成立”,“确认1940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,应该维持这个结论”。

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的审查结论认为:丁玲“在敌人面前屈服,向敌人写了申明书。

这种行为,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”,“她的错误性质,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”。 丁玲已经感觉到历史问题结论的复杂性,她又找了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。

廖井丹说,“历史结论根本不需要重做,就是1940年的(结论),因为中组部并未提出问题。

而全部只是作协闹了些名堂,其中1956年的结论,是没有经中组部批了的。 他说已经决定历史(问题)由中组部处理,叫我们放心。

我们可以经常催催就行了。

”但是中组部的意见也非如丁玲所愿。 8月3日下午,中组部干审局两位同志约丁玲谈历史结论,陈明在当天日记中说:“他们仍维持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。

我们表示不同意,应恢复1940年的结论,将再写材料申述。

”8月7日丁玲又给中组部写了申诉材料,8月13日陈明日记说:“我有一个感觉,我们是在路线斗争中的战败者、幸存者,不是战斗英雄。 ”丁玲不同意历史问题结论,掌权者就不给她恢复党籍、户籍和工资待遇。 6月20日,戈扬、张凤珠来通知丁玲,第四次文代会计划在7月举行,要她作一发言。

丁玲第二天致函“张僖同志并请转作协党组”,要求尽快恢复组织生活,“像1958年以前的两次文代会一样,明确地是以共产党员作家的身份参与会议。

因为既然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澄清,不存在敌我性质的问题,‘丁陈反党集团’根本不能成立,右派属于错划,改正结论中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和行政级别,恢复我的政治名誉,那末便应该如此。 只是现在我的改正结论中关于历史部分尚在重写。

对此,我已在今年6月8日呈交的书面材料中再次申述过我自己的意见,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考虑、采纳和及时处理,俾能早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”。

6月24日丁玲再次写信,抬头是“中国作协党组并转报中宣部”,要求确认自己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文代会。 两次写信都无回音。 6月底,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丁玲接到通知,要她参加政协第33组的党员会议。

丁玲将信将疑,走进会场时她问召集人周而复:“我没有走错地方吧?”周而复热情地回答:“你没有走错,就在这儿。

”周而复后来回忆说,第33组是一个大组,以文化界人士居多,大多数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才站出来的,我担任组长,“根据这个组的党员名单,她被通知出席一次党小组会。

”让丁玲出席会议不是周而复个人的决定,政协会议已经确定了她的党员身份。 会后,丁玲激动地写出《“七一”有感》:“党啊,母亲!我回来了,今天,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。

整整21年了,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。 ”一位记者来采访时见到此文,拿去发表在7月1日《北京日报》上,中国作协颇为不满,说是向他们施加压力!又过了三个月,丁玲第三次致信张僖并转作协党组:“我的党的组织生活,至今没有恢复;我的生活费,至今仍按1975年‘四人帮’掌权、释放出狱时的规定,每月80元,由山西长治按月寄来;我的户籍仍在长治农村老顶山公社。 ”她要求按照复查结论所说,恢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,恢复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。 9月20日下午去八宝山参加邵荃麟追悼会时,丁玲把信面交张僖。

6月20日到9月20日,三个月,三封信,都无回音。 这期间,丁玲曾经想过走胡乔木的路子,他是中央副秘书长,1948年在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出版问题上,解放初期在中宣部,乔木都待她不错,了解她与周扬的关系。

丁玲在8月邓洁遗体告别仪式和9月邵荃麟追悼会上见到他,但两个场合都不是说话的时机,她给胡乔木寄了两本杂志,写了封1000字的长信,说“我曾在你领导与关怀之下,作过一段工作,彼此还是比较理解。 我能接受你对我的直率,我觉得你也是能听下边的意见能洞察一些事情的”。

“《清明》上的《在严寒的日子里》是我在全国解放初就准备写的长篇。

当年由于周扬同志以党的工作为由,留我在北京工作,我勉强搁下这一长篇计划,承担起我不胜任的工作,谁知4年的工作,却招来了廿五年的压抑与沉重”,“我特别寄呈给你,作为这20多年来的一点汇报,并希冀得到一点指正”。 但胡乔木没有回音。